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，贾谊并不是那种风流俊逸的大IP，然而他却多次出现在古代文人笔下，以一个人生际遇实堪伤的形象存在。李白说：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”借着贾谊被贬长沙，表达自己的不满。刘长卿也曾在第二次迁谪后的一个深秋傍晚，站在贾谊故居前，悲从中来，写下“三年谪宦此栖迟，万古惟留楚客悲。”

才高、善策论、不得志、英年早逝，贾谊的这几个标签，深深让古代读书人扼腕叹息。“年十八，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”的贾谊，也曾在政坛一展头角，跃跃欲试推行改革。当时文帝也希望以揽才进言形象示人，破格提拔贾谊做太中大夫，就是参与朝堂政事讨论的官。然而最终却将他排挤到长沙，让一代高人于此抑郁而终。

身怀才艺、学优则仕，希望自己被发现、被常识、被重用，是多少读书人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追求。而怀才不遇的失落彷徨、政治主张的不合时宜、官场世故的算计失利，也都是自视甚高的读书人的心头之痛。贾谊正是这种痛苦的浓缩符号。

这种苦痛与感怀，同样传递到李商隐这里。李商隐写下《贾生》这首史论诗。

宣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

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

虽说李商隐的许多诗走的是忧郁含蓄的人设，想起来就是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迷幻、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隐秘，还有何当共剪西窗竹的深情。但他同样擅长写史论诗，出手的句子往往深沉厚重，有时不免晦涩难懂。不过这一篇《贾生》，字面意思却比较直白。

汉文帝求贤若渴，到处寻找人才，包括被贬的臣子。在宣室召见贾谊，贾谊也的确不负众望，他才华横溢、谈吐绝伦。两人相谈到夜半。文帝很亲切地往前移动坐席，靠近贾谊。可惜啊，这么热切地咨询，问的不是民生大事，只是那些无稽的长生鬼神之谈。

在汉文帝的时代，国家还没有从战乱中完全恢复元气。朝廷希望找到可用之才也是真诚的。汉文帝刘恒当时也是在军功集团支持下走上帝位的，因此在政策取舍上，文帝往往受制于军功集团。然而刘恒本人希望能够尽早掌握主动、有所作为，所以他也的确想找到能为自己效力的肱股之臣。

青年贾谊早就有才学之名，在河南郡帮助郡守吴公取得优秀政绩。文帝听说这件事，提拔吴公入朝堂任廷尉，吴公顺势把贾谊也举荐上来。来到中央的贾谊，只有二十几岁。起初与文帝两个人是双向奔赴的。文帝确实被贾谊的才华折服，认可他的能力，而贾谊也决心努力辅佐文帝实行改革。

把人才选出来、用起来，对任何国家、任何朝代来说，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，也是难事。尧舜禹禅让虽然不可能成为权力继承的常态制度，但在中国人内心种下了能者上、重贤才的种子。商周时期，分封制的底色本就是看血缘关系，世卿世禄制就合乎当时现实，官位更多留给贵族子弟，平民子弟想出头是很难的。在春秋战国的乱世，诸雄竞争、强者为王，对人才的需要更强，也真是没有那么多规矩。世家大族可以养士，就是把人才储备起来，期望关键时候使用。平民出身的人也可能因军功卓著受到重用。

汉代时候察举制度逐渐通行起来。这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办法。对于察举的标准，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注引应劭《汉官仪》说：一曰德行高妙，志节清白；二曰学通行修，经中博士；三曰明达法令，足以决疑，能按章覆问，文中御史；四曰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以决，才任三辅令，皆有孝弟廉公之行。这被称为四科取士。除此之外，察举的具体科目还有很多，比如孝廉、茂才、贤良方正、明经等。察举注重“乡举里选”，就是尊重民间舆论的评判。后来孝廉制度更是普遍采用，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，表现出对德行的重视。

察举在实践中推行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，往往世家大族话语权更重，与他们有各种联络的人更容易获得官位。三国魏晋时在察举基础上又推行九品中正制。朝廷的中正官负责察访士人，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，然后根据品级进行举荐。这种制度的缺点仍然是主观色彩比较重。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士族控制，他们在评定品级时，更倾向给士族子第高级评价，而事实上也是这些家族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。时间长了就导致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门阀垄断政坛局面。

隋唐是制度逐渐完备的时代。隋炀帝在史书里名声不好，却开创进士科，分科取士，影响中国千年的“科举”登上历史舞台。用公开考试的办法来分别和选用人才，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重大进步。唐代科举更加成熟，有常举和制举两类。常举每年举行，进士科外，还有明经、明法、明书、明算等多种。制举是为了搜罗各式人才，由皇帝设名目，临时下诏举行。

科举让社会各阶层愿意读书的人都有机会努力拼搏，不同阶层流动起来，激发了社会活力。读书蔚然成风，也让教育在民间更为普及，提高了全民文化素养。由此产生出一大批人才，包括善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家、满腹经纶的思想家，以及各种富有才华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等。

只不过，考试制度容易逐渐演变为一种程式。因为程式化的形式，更容易实现标准化考核，也容易实现公平。这种标准化做法在考试中便于操作，同时，也利于更多人学习掌握。如果考察复杂的理解和表达，那么在实践中，拥有更好教育资源的社会上层就更容易在考试中获胜。当然，这样的考试在明清后期成为对读书人和思想文化的束缚，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
回过头来看贾谊，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起初汉文帝对贾谊是慧眼识人的。只不过贾谊的许多做法触动世家大族利益，而这些人对文帝的控制力在当时还是很强。同时，文帝时期还在奉行黄老之术，与民休息的效果还没完全显现，上层也不敢乱折腾、用猛药。这也是为什么文帝最终疏离贾谊，一纸“出京”调令，封贾谊为长沙王太傅，远离权力中心。

李商隐的诗倒是没有写出这么多政治纷争。更多的是对自己际遇的感叹。李商隐不到十岁父亲就去世了，只能跟母亲回到家乡，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。作为长子，背负着巨大责任。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少年时“佣书贩舂”，就是给别人抄书，挣钱贴补家用。

经过多次失败，李商隐在25岁考取了进士。后来又通过授官考试，得到了官位。不过，官却做得比较坎坷。在弘农（今河南省灵宝市）任县尉时，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责难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，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。后来又身不由已陷入牛李党争，难以找到政治上的依靠，失去继续进取的机会。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。”李商隐怀抱力促王朝中兴的志向，但身处晚唐飘摇之世，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。

李商隐是用典大家，借史讽今是他的强项。诗人以诗咏史，却并不拘泥于史实，而是假想出虚构场景，展现生动细节，给人很强的画面感。这首《贾生》就是这样，我们仿佛看到夜半汉文帝亲切挪近身体的举动，贾谊诚惶诚恐的回应，以及问出鬼神之事后的尴尬与失落。汉文帝求贤却不知贤，晚唐皇帝又何尝不是一样，表面开明、实则昏聩，服药求仙、不顾民生。而诗人自己不正像贾谊一样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。深切的讽刺与喟叹跃然纸上。

900年后，另一位文学巨匠借角色之口公然表达对李商隐诗的不喜欢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林黛玉说：“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这一句’留得残荷听雨声’。”读过、品味过，才说得上喜欢不喜欢，可见作者读诗涉猎之广。说不喜欢，大概是因为李商隐父亲去世，也要客居别人家，黛玉感同身受，离丧之人不愿听此离丧之音，寄居之人不愿被挑起寄人篱下之痛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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